专访|南开大学教授余新忠:从历史视角看防疫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

　　特约嘉宾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长期耕耘医疗史、明清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

　　医疗史的异军突起

　　记者：我们观察到，近年来，医疗史和环境史逐渐成为国内历史学界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但以往这两个领域似乎不为人重视，您深耕医疗史领域二十多年，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为何历史学界开始重视医疗史，这背后有怎样的关怀？

　　余新忠：医疗史和环境史的异军突起，日渐成为史学界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可谓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医疗史来说，它的兴起，大概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因素，是内动外促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谈。

　　首先就地域而言，是中国社会与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与国际学术思潮汇合而共同推动所致。一方面，国际学术思潮对国内学术发展的影响日渐加深，而在国际史学界，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医疗史早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国内史学界也在对以往过于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意识到“历史血肉”的缺失，而主张更多地关注历史上的“人”，而一旦关注到“人”，生老病死这样直接关乎人的生存的议题自然也就被援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其次，就学术的层面来说，则为学术界的内在冲动与社会的外在需求的结合。2003年的SARS事件，对于学界乃至社会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起到直接促动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其实史学界对其的重视，并不完全与此有关，早在SARS之前，已有曹树基、杨念群和李玉尚等人发表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而我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始于1997年，并在2000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史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该论文还在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最后，就条件和根源而言，则是医疗史本身的价值适切地得到一些拥有较高学养的研究者的发掘利用。毫无疑问，医疗史之所以能够兴起，最根本的肯定还是这一研究本身具有其价值和意义，不过，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也有赖高水平的研究者适时的关注和投入，疾病医疗史之所以能够日益受到关注，显然也与上个世纪末以来，有一批颇具实力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这一研究的兴起，既与当今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世人对于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关注势必日渐加深；同时也是国内学术研究不断与国际学术潮流相融合的结果，对历史的研究着眼点日渐从“国家”的历史转向“人”的历史，开始摆脱宏大叙事，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关注具象的“人”。

　　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以肠胃道传染病为主

　　记者：您研究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清代江南瘟疫的发生情况？

　　余新忠：就我的研究，清代江南的瘟疫流行基本情况如下：

　　瘟疫的分布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在时间上，呈逐渐递升的态势；在空间上，则主要集中在以苏、沪、宁、杭等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平原地区，并由东向西、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步递减。这表明，在总体上，当时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

　　瘟疫的种类，以霍乱、伤寒和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并有增多之势，特别是嘉道之际，真性霍乱传入江南，使这一特点更见明显。疫病多发于夏秋两季。在各种瘟疫传播途径中，水传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时有诸如烂喉痧、白喉、霍乱等一些新的疫病在江南暴发流行，反映了清代疫病日趋国际化的一面。

　　清代，虽然江南的瘟疫频数不断增多，但杀伤力却有所减弱。瘟疫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可能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等方面。

　　记者：隔离是预防本次新冠肺炎的重要手段，在古人的预防观念与预防措施中，是否也有隔离这一项？

　　余新忠：检疫隔离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规定，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新事物，不过由于很多疫病的较强的传染性很容易为人直观感受到，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单独安置病人的举措，比如，汉代元始二年（2年），发生瘟疫，“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宋代，国家还有在大疫之年设置安济坊等机构收治病人的规定。清初，满族入关后，出于对其原本较少感染的天花的恐惧，专门设置了“查痘章京”，来检查民众中痘疹患者并令其隔离居住，在瘟疫暴发时，也有安置病人单独居住的事例。

　　记者：在清代防疫体制中，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缺一不可。您在著作中提到，清代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较为发达，民间医疗资源也较为充足，社会力量在防疫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疫情发生时，清代江南地区的社会力量有哪些因应之策？

　　余新忠：从先秦到明清，随着社会经济和民间社会力量的日渐发展，民间的疫病应对也日渐丰富，不仅出现了大量临时性、个体化的应对举措，还出现了向日常化乃至制度性的防治方向发展的趋向。

　　这些举措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在当时，特别是清中期以降，乡贤们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和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并日渐增多地创设了医药局等日常救疗设施。不仅如此，对瘟疫的应对，在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出现了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卫生”内涵的转型过程

　　记者：也许出乎很多读者的意料，我们今天所说的“卫生”这个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它获得今天的内涵，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卫生”这个词的转型过程是怎样的？大概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公共卫生的概念？

　　余新忠：卫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庄子》中即已出现，不过传统时期，卫生主要的意涵为养生。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由日本医务局局长长与专斋于1874年，在翻译Hygiene时首先采用。虽然近代意义上的汉字语汇“卫生”最早出现于日本，但中文中的新“卫生”却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日源词，它实际是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

　　在中国，卫生概念的变动，基本始于光绪初年，到甲午（1894年）以前，在某些个别语境中，“卫生”已经基本完整地包含了近代概念所应具备的内涵。不过，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基本表现为一股潜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影响的强化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卫生事务的态度的日趋主动，“卫生”概念变动的潮流也开始由暗转明，具有近代意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中。1905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卫生”成为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这一内容的社会标准用语的进程。

　　可以说，到清末民初，无论从概念的内涵、普及程度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都应该说已经确立。

　　瘟疫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

　　记者：疾病，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疫病，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也对人类文明带来了多层次的影响，而事实是疫病紧密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从一位历史学者的角度看，我们面对疾病、瘟疫时应如何自处？我们能从过往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

　　余新忠：鉴于生物样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复杂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各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大大降低瘟疫的危害，但恐怕很难征服疫病。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断言，瘟疫“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之一”。所以面对瘟疫，我们首先需要更历史和人文地加以认识，尽可能地少一些现代性的骄傲，多一些谦恭和敬畏，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和导致疫病的病原体和平共存。不仅如此，通过梳理中国过往特别是近世以来的疫病应对历史，还可以看到不少可资镜鉴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历史上瘟疫流行轨迹显示，疫情分布与人们通常的想象正好相反，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这充分表明，对瘟疫来说，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所以，疫病防治必须充分考虑到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和现代医学应对疫病的有限性，若现代医学水平和卫生防疫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极有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

　　其次，我们通过对各次疫情后果的探析，表明瘟疫对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也就是说，瘟疫的实际的破坏力并不见得如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大，其更重要的影响可能在于给人们带来的莫名恐怖和信心流失，以及对人们心灵的强烈震撼。如果能让民众充分了解这一点，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社会和民众心态的稳定。在瘟疫面前，如何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尽量地缓解和消弭民众的恐惧心理当为政府首先必须面对的大事。不仅如此，瘟疫决不仅仅是疾病和医学问题，而是关涉方方面面的社会政治问题，对突发性疫病的防治，完善的社会机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比单纯的医疗更重要。

　　最后，古代特别明清以来，社会力量在疫病应对中发挥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这充分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瘟疫的防治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显示了充分发挥地方社会力量能动性的前提下，建立国家主导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