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和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006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14年来，获此殊荣的包括翻译《罗摩衍那》的季羡林、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翻译《社会契约论》的何兆武、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屠岸、翻译《诗经》的许渊冲、著有《法国文学史》的柳鸣九和翻译《尤利西斯》的文洁若等学界名流和译界专家。

　　2019年11月9日，一位来自上海、已92岁高龄的俄文翻译家荣膺这一称号。他的名字叫王智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村，教工老宿舍区，庭院幽静，树木茂盛。王智量先生就住在这里，一幢普通楼房的四层，只有41平方米的旧公寓，简朴又整洁，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落座后，王智量与其夫人吴妹娟热情地叙谈着他们的翻译事业、教学研究和人生经历，其中的甜与苦、荣与辱、直与曲，让人唏嘘。

　　初 识

　　但是，我们的北方的夏天，

　　只是南方冬天的模拟画，

　　谁都知道，它只是昙花一现，

　　虽然我不承认这种说法。

　　天空中已经弥漫着秋意，

　　很少有阳光灿烂的天气，

　　白昼一天比一天地短促，

　　树林中发出凄凉的哀呼，

　　不忍将神秘的绿荫推掉，

　　一层薄雾笼罩在田野上，

　　大雁已经开始飞向南方，

　　排成了长阵呱呱地啼叫；

　　眼下已是十一月的天气，

　　开始了十分枯燥的冬季。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章40节

　　（王智量译，下同）

　　1928年6月，王智量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王世镗，是清末民初的章草大师。父亲王霞五，为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母亲尉宜宣，是一所女子贵族教会学校——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首届毕业生，英语造诣颇深。

　　两岁时，母亲说一个英语字母，王智量就跟着学一个，开始对英语有了朦胧的感觉。渐渐地，伴随着成长，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喜欢上了学习语言。

　　1941年，王智量在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被一本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俄国文学。

　　1947年，王智量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2月，由于当时国内俄语人才缺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了一批北大学生，到创建于延安、后迁至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当时称为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去学习。王智量就在其中。

　　王智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们几十个同学从北京出发，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身下是一堆稻草，两天两夜才到达哈尔滨。

　　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这对王智量来说，新鲜且充实。有一天，他在秋林公司，用身上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不顾一切地买下了一本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和一套三大本的《别林斯基选集》。

　　虽然，当时他的俄语水平很低，眼前这本插图不很清晰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还读不太懂，但王智量坚信，他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正是这个想法，决定了王智量一生的选择和命运。

　　1949年7月，王智量关节炎复发，不得已回京，继续在北大深造。幸运的是，那时为适应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1949年9月起，北大西语系开办俄语组（即后来的俄语系）。王智量从法律系转了过去，成为北大俄语组的首届学生，还担任系团支部书记。

　　从此，在北京沙滩，北大老校区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无论春夏秋冬，同学们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有人高声朗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就是王智量。

　　皇 冠

　　但你瞧，目的地已经不远，

　　白璧的莫斯科城已在望，

　　金色的十字架亮光闪闪，

　　矗立在教堂的圆屋顶上，

　　钟楼、教堂、花园还有宫殿

　　突然间在我的眼前展现，

　　看到这一切构成的弧形，

　　啊，弟兄们，我是多么高兴！

　　当我因别离而忧伤悲哀，

　　当我迫于命运，颠沛流离，

　　莫斯科啊，我总想念着你！

　　莫斯科……对俄国人心说来，

　　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

　　得到反响，并交融成一体。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36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为王智量的宝书。遇到读不懂的地方，他就去请教俄语系的几位启蒙名师，如刘泽荣先生、曹靖华先生和余振（李毓珍）先生，他们都是我国俄语和俄国文学界的老前辈。

　　不到一年时间，王智量就利用课外时间，把普希金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那时，他才20岁上下。

　　随着俄语能力的提高，王智量开始为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副刊，翻译一些俄语文章和材料，一来提高翻译水平，二来可以挣钱改善生活。

　　比起小说和散文题材，王智量更喜欢翻译诗歌。在他心目中，最心爱的、最具有崇高地位的，非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莫属。“心中几乎奉为神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直不敢翻译它。”

　　1952年，王智量读大三，因为成绩优异提前毕业，成为北大俄语教师。1954年又调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酝酿创办散文和诗歌两种刊物，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交给何其芳先生。何先生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把办刊的具体工作交给文学所里三位年轻人来做，王智量正是其中之一。

　　何先生是一位学术大家，在文学界地位也很高，把文学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还是一位诗人，做人、处事、工作都带有很浓厚的感情色彩。虽然何先生不是专门学外语的，但对世界诗歌史非常熟悉，尤其喜欢俄罗斯诗歌，喜欢普希金，喜欢《叶甫盖尼·奥涅金》。

　　所以，何其芳和王智量很谈得来。王智量经常要拿着组到的散文稿件，到北大燕东园何先生家中，向他汇报，听取意见。

　　有一天，在谈论一篇写普希金的文章时，何先生说着说着便背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几行诗。这时，王智量也顺口用俄语把这几句背了出来。当何先生得知，几年前王智量就会背诵这本书的全文时，非常惊奇和赞赏。

　　其中，有几行诗何先生要王智量再用俄语背一次——

　　莫斯科啊……对俄国人心说来，

　　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

　　得到反响，并交融成一体。

　　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36节末尾的几行。何先生对俄文诗句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译本美得多！”

　　何先生情不自禁地对王智量说：“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普希金，俄国文学之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为此，高尔基誉他为“一切开端的开端”。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塑造了奥涅金这个“多余人”形象。作品用奥涅金的冷漠、怀疑，连斯基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吉雅娜的纯洁、孤寂，生动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自由时的困惑、迷惘。

　　这部诗体小说，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当时还只有20多岁的王智量来说，怎么敢去触碰它？

　　虽然，王智量心中暗自冲动，但还是没有把何先生的话认真听进去，以为先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没想到，何先生口气严肃地接着说：“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何先生还充满着期待地说：“胆子放大些，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功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苦 难

　　春天的阳光从邻近山头

　　开始把积雪往山下驱赶，

　　雪水汇聚成混浊的溪流

　　注入那已被淹没的草原。

　　大自然面带明丽的笑容

　　迎接一年之晨，睡眼惺忪，

　　天空泛出蔚蓝，闪烁光芒。

　　树林中依然是稀疏透亮，

　　已现出毛茸茸一片绿意。

　　蜡质的蜂房里飞出蜜蜂，

　　飞去征收那田野的贡奉。

　　山谷雪水退尽，斑驳绚丽；

　　牲畜在田野上阵阵叫嚷，

　　夜莺在夜静时纵情歌唱。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1节

　　说干就干。王智量首先从书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作试译，来确定翻译这整部书的方法和原则。几个月后，他已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一共译出六十多个十四行诗节。

　　1956年，何其芳先生写了一篇长达八万余字的名文《论〈红楼梦〉》。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精细的思想和艺术分析，还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篇长文，充分展示了何先生的才情、学力、学风和品格。

　　何先生把王智量翻译的那十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论〈红楼梦〉》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

　　对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

　　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

　　我在社交旋风中的名气，

　　我时髦的家和这些晚会，

　　有什么意思？我情愿马上

　　抛弃假面舞会的破衣裳，

　　抛弃这些烟瘴、豪华、纷乱，

　　换一架书，换个荒芜花园，

　　换我们当年简陋的住处，

　　奥涅金啊，换回那个地点，

　　那儿，我第一次和您见面，

　　再换回那座卑鄙的坟墓，

　　那儿，十字架和一片阴凉，

　　正覆盖着我可怜的奶娘……

　　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了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何先生以此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先生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

　　王智量深深领悟到，何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是对他辛苦付出的莫大鼓励和亲切关怀。从这天起，他更加满怀信心，“大胆地、老实地、下功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但是，没过多久，便大难临头了。

　　1958年春天，王智量被打成“右派”，随后的20年间，他先下放到河北山区改造，后被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王智量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

　　王智量记得，1958年5月，就要被送往河北东部太行山区的前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北京中关村中国社科院社会楼第三层，安静极了。孤独的他正在发呆，忽然何其芳先生走到他的身后。

　　当王智量转过身去，发现何先生正立在他的背后，他俩面对面，吓得王智量都不敢说话。而让王智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先生用浓厚的四川口音，低声而又严肃地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话音字句，音容宛在，王智量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王智量流出热泪，伏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之后，他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了本来不敢带的那本已经被他翻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和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行李中。

　　第二天，王智量被带到河北省建屏县（现为平山县）劳动改造，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中，和其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

　　那段时期，王智量每天不管干什么农活，总是一边干、一边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无论是蓝天白云，还是阴云密布，他总是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四音押韵规律，然后再一句句地把原诗，按照他预先定下的方法和原则，在心中翻译成中文。

　　伴着脚下的节奏，一句句诗文就这样均匀起伏地流淌出来。

　　待到晚上，等海兵弟弟睡着了，王智量不是在煤油灯下，继续细读一节节《叶甫盖尼·奥涅金》，心中琢磨着如何翻译，就是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包装纸、卫生纸和一片片香烟盒上。

　　就这样，珍惜分秒，几乎一天都没有白过。

　　铜 像

　　啊，我的读者，是敌或是友，

　　无论你属于哪一类，现在，

　　我都想和你友好地分手。

　　再见了。无论你上我这来，

　　是想从这潦草的诗节里，

　　寻找那激荡不安的回忆、

　　活跃的画面、工余的休闲，

　　寻找些聪明机智的言谈，

　　或是寻找些语法的毛病，

　　但愿你能在我这本书中，

　　为了消遣，或是为了幻梦，

　　为了心灵，为杂志上的争论，

　　找到点什么，哪怕一小点，

　　让我们就此分别吧。再见！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49节

　　1960年年底，王智量从兰州出发，睡在硬座车座位底下来到上海。他的全部行李是几袋书和一个装满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几个小本本的手提包，那是一节节《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稿。

　　王智量的哥嫂收留了他，给了他一条生路，也给了他继续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条件。

　　1962年年底，王智量与恩师余振先生，在上海重逢了。之后，他每周都要到余先生家去一两次，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参考书，不停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

　　余先生的家在汾阳路口，推开窗子，可以看到坐落在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的街心三角地带的一尊精致的普希金铜像。这是一尊胸像，胸前飘动的领带、精致的面容以及那双炯炯有神、凝视远方的双眸，生动刻画了普希金不屈的伟大形象。

　　这尊铜像，建立于1937年2月10日，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44年11月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又于1947年2月28日，在原址上重建，由苏联雕塑家马尼泽尔创作。1966年，铜像在“文革”中再一次被毁。1987年8月，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之际，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至今完好无损地矗立在街口。

　　在世界各地，普希金雕像数不胜数，但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建了拆、拆了建，可能也只有这一座吧，从中可以看出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同样，在王智量与余振心中，普希金是神圣的偶像。尤其在他们的苦难时期，仰望普希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师生二人精神最沉醉的时刻，不仅纯净心灵，还明晰理想信念的方向，更是支撑他们生活力量的源泉。

　　在上海无业的艰难日子里，王智量在几所中学做过代课教师，同时以每千字两块钱的价格给上海科技情报所翻译外文资料，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余振见王智量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第二编，送到福州路卖掉，几百块钱送给王智量，让他安心养病和好好翻译。

　　硕 果

　　你真美啊，塔夫利达海岸，

　　清晨在吉普里达微光中，

　　从船舷上望见你的容颜，

　　我仿佛第一次和你相逢；

　　我见你，浴着新婚的光华，

　　你一层层峰峦神采焕发，

　　衬托着蔚蓝透明的天空，

　　你点点溪谷、村落和树丛，

　　似一片锦绣，在面前展开。

　　而那边，鞑靼人的茅屋间……

　　我心头苏醒怎样的火焰！

　　怎样的富有魔力的愁怀

　　紧压着我的火热的胸膛！

　　而缪斯啊！请把过去遗忘。

　　——《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的旅行片段

　　1960年，王智量翻译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没几年便进入“文革”，译著随即石沉大海。

　　1978年，经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家和哲学家刘佛年的慧眼识才和竭力相助，王智量终于从一个没有单位的人，破格成为华东师大教育系教师。那一年，他50岁。

　　为了找回被耽误的20年宝贵时间，王智量发奋工作，全身心投入翻译、教学和研究之中。

　　1982年，《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30余载，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后来屡次重印，并收入到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从此，《叶甫盖尼·奥涅金》——新中国的第一个诗体译本诞生了，这也成为俄国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以陈列的经典中译本。如今，国内虽然有十余个中译本，但是按照《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原有韵律来翻译的，只有王智量的这一本。他的译本，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

　　王智量的翻译风格，被奉为直译派的代表。他认为，翻译工作，不仅是向读者介绍外国原作的内容，也应该介绍原作的艺术形式。诗歌翻译更应该如此，只有这样，读者才能通过译文领略到诗歌原著的特点。

　　服从原作风格和题材。这是王智量给自己定的翻译规矩，也是他反反复复地跟学生强调的重点。何其芳先生当年非常赞同这一想法，他说：“翻译工作，就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架起一个尽可能宽阔的桥梁。”

　　王智量还用汉字的“义群词组”，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字诗歌中的音步，而同时再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全书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而且每一行都是四个停顿，四个重读，这就是“奥涅金诗节”。王智量译作的每一句都符合俄语的韵律，令作品具有一种工整、和谐、严密的艺术形式和效果。

　　法国诗人瓦雷里说：“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王智量以此为座右铭，希望自己翻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他说，翻译就要翻最好的作品。这个作品在他国、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要站得住脚，而不是随便拿来看看，然后就随手丢掉的东西，这样翻译的力气就白花了。

　　1999年，在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俄国驻华大使罗高寿在致谢中，特别提到王智量，感谢他对俄国文学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三大家深有研究，并译有大量的忠实于原作的著作和论文。

　　完成采访，走出王智量家门，夕阳和煦，行人悠然，华东师大一村家属区一片清静、有序。

　　文如其人。一个纯真坦荡、诗人气质和书生本色的王智量，让人印象深刻。采访中，王智量多次提及母亲的教诲：“做人，衣裳破点、脏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事、处处都要凭良心。你要记住：活在世上，一直到你死，都必须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一个良心上干干净净的人。”如今已92岁的他，经历了冷冷暖暖、起起伏伏的人生后，为人为文，仍然朴朴实实、简简单单。（作者：计亚男，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