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和成长

　投身学生运动

　　朱世英1918年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南姚堡村，她是一个50多口人的地主家庭的长女。

　　父亲叫朱其祥，小时候一边上私塾，一边参加劳动，后来上过乡村师范、考取保定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他当过督学，又去天津做律师，还当选为直隶省议会议员（议会在天津）。

　　由于父亲辗转于天津、北京、易县，河北宁晋、高阳、平谷、邢台和河南济源、辉县等地，给人当秘书或承审员，朱世英从5岁起便随父母离开家乡。

　　朱世英在天津上小学时，家的街对面，是一座监狱，有革命党人被关在里面，她曾亲眼看到有革命者被刽子手拉出去杀害。她有一位世交姐姐，叫杨淑英（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狄越），比她大3岁，经常给她讲一些故事，是她参加革命的启蒙人。

　　1928年，北伐军攻占天津，她随家人来到北京，进入绒线胡同小学。1931年，她上六年级，班主任王耀庭是搞平民教育实验的，富有爱国思想，给同学们讲九一八事变，每天上课前还他带大家集体宣誓，长大后一定要雪耻，收复东三省，这给朱世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朱世英考入北师大女附中。这是她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杨淑英在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上学，校长是孙荪荃（革命家谭平山夫人），主张抗日救国。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的活动有相当大的帮助。朱世英说，她还经常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些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

　　她逐渐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道理。

　　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冀东，热河失守，威胁到北平。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久又签订《何梅协定》，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国军队在长城浴血抗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广大爱国学生热血沸腾，他们以各种方式加以支援。

　　1935年，女附中进步学生发起反对“总理纪念周”活动。朱世英回忆说，反对“总理纪念周”可能是我党领导的，具体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浦安修、刘志兰等人在组织，事先跟她说起此事的是浦安修。当时，学校每周一早晨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先唱（国民党）党歌，然后念《总理遗嘱》。不少同学对此很反感，起来抗议，要教务长下台，顿时礼堂乱成一片。从那以后，学校就取消了这项活动，关心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学校传播开来。

　　1935年暑假，由于日军侵略，北平已很不安全。假期结束后，在于子凡倡议下，朱世英和郝贻纯（又作郝诒纯）等同学在全班串联，号召抵抗日本侵略。一天黎明前，她与于子凡、郝贻纯布置了教室，于子凡找来了消好毒的瓷片，每个人都宣誓，在誓词上签名，并用瓷片割破手指，按上血手印。这次活动，全班同学都参加了，即便是国民党员的子女也都参加了，大家热情很高。几个女同学每天早上起来，还拿铁锹挖战壕。

　　从此，她对政治更感兴趣了。

　　那段时间，朱世英受刘志兰、于子凡、浦安修、杨慧洁、郝贻纯等同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已在北师大上学的杨淑英影响，虽然没有参加党组织，但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朱世英回忆说：

　　“一二·九”游行对我来说是突然的，未能参加当日的抗日游行示威。我正在学校，那天早上突然听到街上的口号声，到了我们校门前，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和同学同时往校门口冲，但校门已被关死，而且在门内站着四个拿棍子的黑衣警察。因为是没有组织的，我们也没有勇气往外冲，于是又回到校园，学校已乱成一片。接着，我发现有人往学校后边的围墙跑，因为前边是一个楼挡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们到后墙边时，正看到校方拦着同学，把墙上竖着的梯子拉倒，证明有的同学已从梯子出去了，也听到二龙路那边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我们一天被关在校内，给校方交涉要出去。事后才知道，清华、燕京的同学们游行从西直门进来，到各校接应同学出来，校门边有高一班三个同学出去了，即刘沙等三人。她们和学校进步组织没有联系，是另一个系统的。墙后只有于子凡、郝贻纯出去了，可见她们当时和组织有了联系，事先知道游行的事，为了怕当局破坏，因而保密，没有向我们说明。（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42页，未刊稿。）

　　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朱世英参加了该组织，并任分队长（各个学校都有分队长），后来又参加了进步抗日妇女救国会、读书会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围坐在地板上，讲的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事情，互相传阅进步书籍和苏联小说，还教唱苏联歌曲。

　　不久，北平十七中同学郭清在狱中被当局迫害致死，学联决定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东城区东河沿）召开追悼会。于子凡、郝贻纯、朱世英等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控诉国民党迫害抗日同学。追悼会结束后，有人提议抬棺游行，以示抗议，结果遭到当局镇压，警察到处追打学生，有30多位同学被捕。

　　为营救被捕同学，她们与校方展开罢课斗争。当时，刘志兰是学生会主席，朱世英与杨慧洁、浦安修、郝贻纯、于子凡等都参加了。她还经常去北师大参加杨淑英等进步同学的聚会。

　　因为抬棺游行事件，有几十名同学被捕，朱世英等都受到学校处罚。由于是毕业班，她们班有6位同学被告知不能报考本校，实际上是不挂名开除。朱世英是6位同学之一。

　　后来，经斗争，校方同意她们报考，但没有一个人被录取。1936年暑假，朱世英同杨慧洁一起，住在刘志兰家。刘志兰由于组织学生运动，未考上大学，朱世英报考了东方女中。

　　东方女中是女师大进步老师举办的一所学校。在东方女中，她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四分区政委刘导生（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夫人刘雅蓝姐妹是同学，还担任了该校“民先”分队长和北平市学联交通员。在学校，她很快发展了七八位“民先”队员，教唱救亡歌曲，出救亡墙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7年5月，她还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纪念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宣传活动，到中法大学礼堂听黄松龄演讲，纪念五卅惨案。

　　在革命中成长

　　1937年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朱世英和杨淑英等当时正在北平西郊大觉寺露营，他们一边学习游击战，一边到农村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听到了炮声，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后，他们结束露营，回到城里听候组织指示。8月初，形势愈加严峻，组织上要求平津同学撤退。

　　朱世英与几位同学转移到西直门外，目睹日军坦克从村边开过到郊区巡逻。不久，他们登上去天津的火车，车站上都是日军。由于日军占领津浦、平汉铁路，火车不通，他们设法买船票，决定去山东，先到龙口，几经曲折，来到济南。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把这些平津学生安排到城外一个中学住，每天给大家供应餐饮，但不让他们留在当地宣传抗日。于是，同学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南下武汉、南京，一部分赴西安、太原。朱世英与杨淑英、张仁槐（杨淑英丈夫）等来到太原，很快在太原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

　　到太原以后，平津学生中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张仁槐是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朱世英与一部分同学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教当地学生唱抗日歌曲。有时候，他们还打着小旗去太原火车站迎接到达的八路军。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八路军将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抵达太原，与阎锡山等国民党代表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接见各方人士。党组织通知杨淑英、朱世英等前往海子边公园（文瀛公园）迎接。

　　那天，周恩来在欢迎会上致词，杨淑英唱了《松花江上》，激励人们的抗日热情，轰动一时。这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太原，太原建立了伤病员医院。朱世英的同学浦安修也到了太原，在医院工作。

　　在太原工作两个多月，因母亲病重，朱世英回到家乡。

　　1937年秋，日军已占领石家庄，正在南下邢台。朱世英一家决定逃难到她父亲工作的河南辉县。在邯郸火车站，有许多南下逃难的人，他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一路艰辛。到辉县时，朱世英全身都出了荨麻疹。

　　邢台很快失守，她父亲也无力承担一家30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一家人又逃难到许昌，投奔她父亲的朋友、当地税务局局长王慎九。几天以后，她父亲与耿采章（原辉县县长）一起到西安找工作。

　　由于日军继续南下，眼看郑州有失守危险，朱世英的二爷决定分两路，他带一些人回家乡，朱世英和家中年轻人约十来口人赴西安，并于1938年1月到达。

　　为了生计，朱世英的父亲又不得不离开家人，赴甘肃泾川工作，组建了泾川县第一所中学（泾川中学前身）。1942年，平凉县当局要求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参加国民党，否则就得离职。她父亲是民政科长，不肯入国民党，毅然离职去柳湖师范学院教书。

　　此时，她的母亲古清秀已是癌症晚期，住进了西安第一中心医院。大约有半年时间，朱世英每天到医院照顾母亲，同时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母亲平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可惜年仅45岁便因病去世。

　　在此期间，朱世英还与已到延安的杨淑英和西安“民先”总队、西北战地服务团取得了联系。她非常想回到组织，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由于母亲病危，父亲一再嘱托她照顾好母亲和弟弟，故未能成行。

　　母亲去世后，朱世英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结束后，她们回到延安，她见到了浦安修、于子凡等同学。杨淑英在中央党校学习，已改名狄越。在这里，她与周巍峙等5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小叔朱其俊也到了延安，后来在晋东南根据地牺牲。

　　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朱世英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还为与会代表演出，并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演出时，丁玲安排朱世英演唱秦腔剧目《忠烈图》，她不会唱秦腔；丁玲又让她唱京剧《白山黑水》中的政委。由于编剧对政委这个角色不太了解，台词有些不当，结果程子华政委听了，就对杨淑英说：“你那妹妹演的政委乱弹琴。”这个评价让她伤心了好一阵子。

　　在延安，朱世英感到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各方面进步很快。毛主席在抗大院内给大家讲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讲战争形势，陈云讲干部政策，邓颖超讲日军占领区妇女受迫害情况，彭真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情况，并动员战地服务团到敌后去，大家都是席地而坐听报告，收获很大。

　　在这里，朱世英看到人人都是平等的，在街上经常可以遇见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见面行个军礼。他们没有任何架子，一些中央领导还经常带他们去饭馆吃饭、拉家常。在宝塔山，音乐家冼星海还亲自教她们演唱他新创作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并教他们如何指挥。

　　“要活下去与敌人抗争”

　　1938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央决定八路军120师开赴冀中，任务是开辟平原根据地。西北战地服务团随部队撤退，奔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

　　经过数十天行军，他们来到山西岚县120师部，正赶上敌机轰炸。

　　在岚县休整数日，他们又随120师出发，到达太原以北，在同蒲路附近一个村子准备穿过敌人封锁线。当时天气十分寒冷，缺衣少食，他们从阳曲县大盂镇到达盂县杨兴镇，一夜穿过4个县，行军一百几十里。

　　最后，他们来到河北平山县的一个村庄，当时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古月镇。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激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支援八路军抗战。朱世英随团员一起，走遍了根据地各军分区，给战士们演戏，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还演话剧、扭秧歌，或采用诗歌、报道、通讯等形式，受到八路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晋察冀根据地，朱世英在敌后开展工作，历尽艰辛。1939年11月，当时正值日寇进行冬季扫荡，她产下一名女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她在生下孩子后就发高烧，一直昏迷不醒。等清醒过来，又不得不随大部队四处转移，只好忍痛将孩子送给了一位农村大嫂。

　　等他们打游击回来，再去找时，孩子已经夭折了。朱世英回忆说：

　　能够在43天的反扫荡中生还，主要由于我还年轻，肌体还有支持的潜力，也由于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绝不能叫日本鬼子打死和活捉。爬也好，被埋在雪中也好，数次脱离集体也好，极度饥渴也好，无论多么危险与困难条件下，我没有感到苦，没有流过泪，不气馁，不该在敌人面前就这样死去，要活下去与敌人抗争，这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86页，未刊稿。）

　　1939年，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

　　1940年，由于边区环境日益恶化，华北联大精简机构，取消了预科队，学员大都分配工作，朱世英被分配到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党校（对外称“宣训班”，校址在平山县），担任文化教员，实际上是做文娱工作。

　　1941年秋，晋察冀八路军进行反扫荡后，她被分配到平山县做基层工作，一度任行唐县妇联宣传部长。1942年秋，她调至平山县委宣传部。1943年9月至12月，敌人以4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性的空前“大扫荡”，边区工作与生活异常艰难。1945年春，朱世英调至中央局城工部工作，部长为刘仁同志。

　　抗战胜利后，朱世英随中央城工部来到天津。

　　1946年春节后，组织上安排她回晋察冀根据地，来到城工部所在的河北阜平县。1947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平山县主持召开土地改革会议，朱世英与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一起听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告，并参加土改。1948年春，朱世英调至获鹿县（今石家庄鹿泉区）委，任宣传部长，她的丈夫周铭高任书记。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接管北京，朱世英调至华北局党校，1949年2月随部队进北平。这时，华北局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朱世英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筹建，并担任该校法律系第一届系主任。1973年，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朱世英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即首都师范大学），任系总支书记，1983年离休。

　　（全根先 本文作者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