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采访洪汉鼎先生那天，正赶上北京大降温，外加四级大风。怕我走错路，81岁的老先生坚持到地铁口附近接我。路上，他告诉我这几天他已经准备了一些材料，要好好谈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有关的几个问题。

　　1996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召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260种座谈会，会议合影被收入《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中，和潘汉典、苗力田、何兆武这些老先生比起来，站在后排的58岁的洪汉鼎属于晚辈。“这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而是好几辈人的事业”。谈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历史，洪汉鼎称之为“一段漫长艰苦的过程”。

　　1905年，商务首次出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铅印本，加上此后的《原富》《名学》《法意》等八种，辑成严译名著丛刊。20世纪20年代后期，商务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更成为当时西学译介的集大成者。据商务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霞介绍，当时商务的掌舵者王云五注意到商务以往“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即以尚无整体计划之故”，于是“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此套丛书出版约230种，集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后被收入到商务的“万有文库”中，成为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学术著作丛书之一。

　　“我要特别讲到我的老师贺麟先生”，洪汉鼎说，30年代，贺麟先生从国外回来，初在北京大学，后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曾以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为平台，不仅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哲学名著，而且也培养了很多哲学人才。“贺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已故的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在他的《哲学生涯小记》里曾记录了当时贺麟先生得到蒋介石的资助后组织了樊星南、陈镇南、顾寿观、王太庆和其他诸人，翻译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的历史”。洪汉鼎找出30至40年代汉译世界名著中陈康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樊星南与顾寿观先生合译的《人之天职》等旧书，封面上注明“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编”，同期出版的还有张铭鼎翻译的《实践哲学批判》、程始仁翻译的《知识学基础》。“这是抗日战争之前或前期出的，纸还好。你看，抗日战争后期出的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学述》《致知篇》、洪谦先生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纸质发黑，粗糙，意味着那个战争年代物质紧缺。”对于这一批颜色暗黑和纸张粗糙的哲学名著，洪汉鼎情有独钟，他说，我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如张世英先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哲学知识就是从这些书得到培养的。张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常讲到这批书在我们这批学者中的影响。

　　1982年，是出版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是商务建馆85周年。商务推出“汉译”第一辑50种，这50种书，无论从翻译水平还是印制水平，都是当时可能达到的高标准。这朵被新时代的春风吹开的“蒲公英”，仍沿用20年代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名，以示继承与发扬，另加“学术”二字，以突出其学术性。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应当说是四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洪汉鼎说的四种力量中，除了国家重视，译者和编辑的贡献，还有读者。国家层面，1984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工作得到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1996年中宣部联手商务召开汉译的大型座谈会，这都给这套丛书的出版带来了强劲的“东风”。

　　商务同仁中，洪汉鼎印象最深的是60年代就认识的商务副总编高嵩。“那时候商务的业务全是他管”。从1982年开始，每隔几年就召开一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专家评审会。“我是在1988年左右从德国回来以后参与进来的，比较晚”。那时候开会，老先生都去，哲学组、政治组、历史组，等等，分组讨论。如今，哲学组里的贺麟、王太庆、王玖兴、苗力田这些老先生都已故去多年了。“每一次商务组织这些老先生开会，一是对丛书的出版质量把关，再就是确定后续的选目。商务的出版质量为什么好？这跟他的编辑有关，商务出的外文书，是德文的由德文编辑看，英文的英文编辑看，这种对照原著的做法对保障译著的质量非常重要”。从学兄陈兆福、老同学武维琴开始，以及吴隽深、张伯幼、徐奕春，再到关群德、王振华等等，沿时间维度历数下来，洪汉鼎看到的是商务编辑队伍代际延续的力量。

　　译者方面，老一辈的贺麟早在1949年前就参与这套丛书的翻译，1949年后，他以及他的学生们也一直是译者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语言学方面，洪汉鼎还记得一起开过会的吕叔湘先生。“哲学方面的著作，贺先生是很重要的译者，另外还有王太庆和王玖兴，陈修斋和顾寿观，以及去年去世的学兄梁存秀，他们翻译了很多哲学经典，而且翻译得很好，都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是从译者来说，也是好几代人”。读者更是如此，可以说是一代接着一代。过去，洪汉鼎在德国和台湾，结识过一些港台学者。“他们都认为这套名著很有影响，我看到很多教授家里都收藏了一套，台湾学者很少翻译，都是借用大陆的译本。”

　　????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名著？汉译世界名著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洪汉鼎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以哲学为例，中国传统哲学到清末民初已经支离瓦解，严复的译著，就是要把西方的思想引进中国，促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但到90年代，这一路径被一些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化，胡适、冯友兰这些人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搞中国哲学，今天的哲学都是西方的概念。所以他们提出要恢复中国传统的概念，清除西方影响，这股思潮在90年代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在坚持这一观点。

　　但在洪汉鼎看来，“所谓西化其实是一个假命题，我们不是西化，而是化西，吸收他们好的东西，优化我们的传统哲学，最后达到超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汉译世界名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化西。假设没有汉译世界名著，我国哲学研究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吗？有人说，那些以西化为名反对我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人，其实是‘以中西之异来抵抗古今之变’，这些话蛮有意思的。我想化西乃至超西，应当说是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讲到汉译世界名著的意义时，洪汉鼎特别强调译者的贡献，他说：“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翻译，因为它不算科研成果，这对于年轻学者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你翻译一部富有影响的世界经典著作，往往其意义远超出你自己的研究之外。讲到这里，洪汉鼎回忆起他当时翻译《真理与方法》的情景，他说当时有些人就建议他利用这几年在德国的研究写一部关于德国哲学的专著，“尽管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我想，须知西方哲学发展至今，其内容之广泛和其意义之深奥，实非我们仅以几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能涵盖的。与其写一部阐述自己尚未有成熟看法的专著，还不如译介一部有影响的经典著作对我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一些。”洪汉鼎收入汉译系列的除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外，还有《斯宾诺莎书信集》等，至今，这两本译著的各种分科本、珍藏本、珍藏本纪念版，足可摆满一大桌子。尤其是洪译《真理与方法》，在国内哲学、文学、法学、历史、艺术以及宗教诸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颇大，成为一部重要的经典。

　　对于搞诠释学出身的洪汉鼎来说，一部作品有不同的译本，是一件好事。进一步说，一部经典应当有不同的解释。“这很重要。一部经典就在于它能被不断地解释。翻译就是解释，所以一本著作的不同译本很重要，每个时代的语境不同，这就需要重新翻译”。洪汉鼎以不同时期出版的贺麟翻译的《小逻辑》为例，1954年出版的那本目录中，第一篇DieLehrevomSein译成“有论”，而在1995年出版时，则改译成“存在论”。“光看目录你就知道它们的差别，里面的内容改动就更多了”。“比方说过去我们谈黑格尔，谈康德，都说他们是唯心论，但现在我们很少说这个名词，因为唯心论是那时候跟唯物论相对而言的，而且是批判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来看唯心论这部分，康德、黑格尔，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现在大家都愿意用观念论。这都是时代的问题”。

　　当然，重译也与不同时代的译者水平有关。洪汉鼎的老师辈大多有留洋经历，外语很好，但是像他自己这代50年代中期进大学的人以及“文革”以前出生的人，几十年都没有书可读，他们的外语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相比，又大大不如。“那时候很封闭，我们在北大，公共外语只有英语，俄语，此外没有其他语种，这还是北大，其他地方就更不必说了。现在我们年轻一代，他们有些人甚至从中学、大学、博士，都在国外读，外语当然很好。”洪先生说他自己翻译的《真理与方法》《斯宾诺莎书信》等书也一直在不断改进。

　　谈话过程中，洪汉鼎拿出各个时期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单行本，尤其是老师贺麟的译著，收藏尤多。由这些不同时期的版本，他想着商务或许可以建一个版本博物馆，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西学东渐史馆。“这是这套丛书发展演绎的历史资料。商务保存了一些以前名家的译稿，这些译稿都是手写的，很珍贵。我手里就有陈康先生和贺麟先生的手稿，都是蝇头小楷，本身就是艺术品”。

　　????翻译必须与研究并重

　　在哲学界，洪汉鼎的名字几乎是和斯宾诺莎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他就跟着贺麟先生学习斯宾诺莎。贺麟先生指导他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知性改进论》原著，这段时期成为洪汉鼎早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但不久“反右”开始，还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洪汉鼎也被打成右派，离开北大到斋堂劳动两年，毕业也推至1963年。在当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考试中，尽管他考试成绩优异，却未能入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那年，他从北京一路辗转来到陕西省永寿县，随身行李中，除了生活用品，便是一麻袋书籍。“好在我就一个人，白天工作，晚上回来就读书”。下放永寿的15年，对洪汉鼎而言，也是一个斯宾诺莎研究和哲学成长的过程，1993年出版《斯宾诺莎书信集》即是他这期间的翻译成果。“记得我1963年离开北京的时候，贺先生跟我说，你有时间就翻译《斯宾诺莎书信集》。贺先生把他珍藏的《斯宾诺莎书信集》英文和德文书给了我，希望我能够完成他这一心愿”。

　　贺麟早年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时，曾为翻译工作确定两项原则：不仅翻译原文，而且原文里所有的引文都要加注（甚至有时候注的比重会超过原文），另外，每本译著都必须写译序。洪汉鼎谨记老师的原则。翻译时，虽然是从英文翻译，但同时还参考德文版本，阅读斯宾诺莎的传记。“否则你不了解当时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很多内容必须查找资料”。翻译过程中，除了北京带去的书籍和资料之外，就是写信给远在北京的老师贺麟求教。至今，洪汉鼎还保存着很多贺先生当年写给他的书信，竖排的毛笔小楷，一派文人风范。让洪汉鼎先生欣慰的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这本译著。最近，在华南理工大学开会时，一位科学哲学专业的学者向他表示对这本书的喜爱，奇怪哲学出身的他怎么能把斯宾诺莎讲科学、光学的内容翻译得那样准确。

　　翻译必须与研究并重——这是去年洪汉鼎在一次西方哲学年会上提出来的观点。“中国哲学界分成了西方哲学圈和中国哲学圈。中国哲学学会和西方哲学学会，两者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好事”。他强调，搞西方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西方哲学，而是哲学，西方哲学只是研究的平台，研究哲学本身才是目的。这对中国哲学研究同样如此。”他认为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否则就把自己的位置降低到研究哲学的边缘。另外，“没有翻译来搞西方哲学研究，那就是天马行空，只有做了翻译你才能深入西方哲学的精髓，才能对它有所吸收和批判”。（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