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识途：曲折坎坷是常态，顽韧不舍永前行

借调忆秦娥·元宵

元宵节，中华自古称佳节。称佳节，全民欢乐，笙歌通夜。今年元宵大减色，千门万户守家宅，守家宅，冠状病毒，城乡肆虐。

战妖孽，中华儿女不畏怯。不畏怯，全民动员，鏖斗不歇。病毒扩散全阻绝，冠状恶魔尽歼灭。尽歼灭，大功告成，欢呼祖国。

　　近日，106岁的老作家马识途获知新冠肺炎疫情后，慨然填词《借调忆秦娥·元宵》，勉励中国人民“不畏怯，全民动员，鏖斗不歇”。心系疫情的马识途，在得知四川省北大校友会发起“百万口罩行动”后，参与并呼吁校友关注，又立刻捐赠2万元，支援前线抗疫。时至今日，马识途仍然以106岁的旺盛的生命力，生气勃勃地迎来每一个金光灿烂的旭日，送走红云万道的晚霞！在全民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役中，这尤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

　　2020年1月15日，旧历猪年腊月二十三，晚上9点48分，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喂，我是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马老给你写了一个福字，我现在给你快递过去……”

　　太突然了，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一时竟有点儿懵：“谢谢大姐！谢谢马老！祝他老人家新春大吉！”

　　放下电话，我认真地又核算了一遍：马老是1915年1月生人，今年已经是106岁的老神仙了！

　　106岁，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不乱，手不打抖。还能写文章。还坚持习书法。还能想起我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好几年未联系的文学编辑——焉能不称“老神仙”？

　　第三天一大早，从成都飞来的快件到了。小心翼翼拆开，但见用保鲜膜精心包裹着一张40×40厘米的大红纸，上面赫然一个大“福”字，碑隶体，笔力遒劲，浑厚苍茫，每一笔都是一笔拉出，每一划皆元气淋漓。见字如面，一时间，我分明觉得马老就在我面前，洪钟似的说话和开怀畅笑，像一座雄伟奇峻的大山。

　　大“福”字左右，还各有两行小字。左边是：“韩小蕙同志 2020年元月”；右边是“百〇六岁叟马识途”，其中，“岁”与“识”字都是繁体，多难写啊！一左一右，对称美，均整美，小字笔体清秀，灵动如走龙蛇，漂亮极了！

　　我把目光重又落在大“福”字上，细细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蓦地，整张红纸仿佛燃起一簇火焰，熊熊的壮阔里，我看见了识途马老的一连串身影。

　　血里火里锻造，百炼成钢

　　说来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第一次看到“马识途”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当时我失学在家，迷上读小说，尤迷长篇，当时书都烧了，不容易找，常常碰上哪部是哪部，捧着厚厚的一本不舍得放下，既想快快读完，又期盼着永远也读不完。有一天就遇到了《清江壮歌》。

　　这是马老的代表作，根据烈士何功伟和刘惠馨的原型而写成，讲述了这两位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怀着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在鄂西恩施地区的清江之畔，开展地下党秘密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其中有一个情节，长留在我少年的心怀里，即刘惠馨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将怀里的小婴儿放置在路边的草丛中，被一对善良的农民夫妇收养……多少年后我才无比震撼地得知，这件事情竟是真的，那个活下来的小婴儿，就是马老的大女儿呀——是的，刘惠馨烈士，正是马老亲爱的妻子！

　　哦，马老就是当年从火里和血里走出来的革命者，他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即参加了革命，很快成长为一名具有高级知识分子背景的领导干部，担任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务。后于全国解放前夕回到家乡重庆，在中共地下党中担任领导职务，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清江壮歌》是一曲壮怀激烈的大歌，不仅人物鲜明生动，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吸引着我不肯放手地读下去；而且重要的是，那贯穿全书的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强烈地拨动了我的心弦——虽然那时我只有12岁，但从小长在红旗下，受到革命教育的我，还是激动得心潮起伏，以至于平生第一次，去关注这部书是谁写的。结果，愣住了，“马识途”，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哥哥说，对，就是马认识路，你没听说过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吗……

　　岁月如飞箭，真不可等闲，一晃，半个世纪就过去了。完全没想到的是，那一曲清江的壮歌一直还在我心头萦绕着，我竟也从中文系毕业了，并且成为光明日报的文学编辑。我从没忘记“识途老马”，终于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见到了心中的那座大山。

　　那是1993年，首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在南昌滕王阁召开，50多位中国作家和建筑大师与会，主办方也荣幸地请到了马老。时年78岁的马老，身量挺直，面色如玉，戴一副金丝眼镜，儒雅翩翩而不失威仪，说话带笑意，声音似洪钟，完全不像大官，而尽显大学者之气。此前，我与马老早就通过数封信，约他为我们文学副刊写过数篇稿子，他老人家在那个时期，在全国各地的重要报刊上，很发过一批文章，基本都是针砭时弊的杂文和随笔，非常符合报纸的需要。马老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约稿，把他最满意的文章都给了我们，极大地提升了光明日报《文荟副刊》的质量和声誉。总之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胸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境界远大的革命家，他心里装着的，全是如何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推动社会前进，提升百姓福祉，实现人人共同富裕，让中华民族毫无争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位可敬的老共产党人啊！

　　不忘初心，坚持前行

　　每次来信，马老都称呼我为“小蕙同志”，落款为“马识途”。但也有不同，大概是记住了我曾向他讲述过少年时识得他名字的情节，有几次来信，特别是在书法作品上，落款就是“识途老马”。

　　此后从1993年至今，马老为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写了10余篇文章，长的有数千字，都是思想性极强的大文，却没有一篇是吹嘘自己曾经辉煌壮丽的个人经历之作。1994年，在我们搞的“‘永久的悔’无奖征文”中，马老写来了一篇《未悔斋记》，在里面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心迹。

　　他说，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本可以去打太极拳、学气功、习字画，为自己的长寿而奋斗；可以去下棋、玩扑克、打麻将，可以去湖边垂钓，息心养气；可以去老朋友家摆龙门阵，交流烹饪学、养生学；可以当孙辈的牛马；可以去参加各种会议，坐在主席台前排，风风光光，品评香茶；可以去风景名胜游山玩水，可以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走走，重温一下“老上级”的感觉……对于这些，他一概不沾，却沉湎于写作，而且不接受“文革”时罹文字狱坐了6年牢的教训，还偏偏写作时评和杂文，因文字惹了是非，给自己带来新的麻烦——对此，他说，“我却并不感到愧疚，也从来没有失悔”。

　　为什么？

　　“位卑未敢忘忧国。”如果我连心里想说的话，在当今盛世也不敢说，我就愧对那些和我一块儿在旧社会提起脑壳耍、斗争至死的战友和家人。正是有他们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才迎来了现在的新社会呀。

　　马老一生钟爱文学，早在1935年就已发表作品。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也一直坚持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边战斗边积累素材，有空就抓起笔写上几段。他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雷神传奇》《沧桑十年》及《马识途文集》（12卷）等数百万字的作品，然而最能披露其心迹的，我认为，就是这篇《未悔斋记》。他说：“我回顾我在解放前的前半生，曾经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解放后又在风风雨雨里，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四十几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这句诗，是我一生信守的。我是本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才从事写作的。”为此，马老还写下“无悔无悔，我行我素”8个大字，挂在墙上，作为鼓励和警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还觉不够，索性将他的书斋名字改为“未悔斋”。

　　看看，一位心地坦荡的老革命家，是多么令人高山仰止。尤其让我没想到的是，马老做了一辈子官，并且很早就进入了高级干部行列，他却仍保持着“我手写我心”的拙真，“对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逼着我不能不看，看了不能不想，想了便不能不写点自己的意见，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种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高风亮节，与时下一些只见领导眼色行事，哪儿管国家和百姓苍生受损的庸官、昏官、混官、投机分子、蛀虫相比，不啻是高泰山而矮尘埃。

　　“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是我们当年普遍的信念

　　2010年，因为一个事件，我对马老的了解又深化了一层。同时也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工作关系，而升华为一种带有亲情般的关注与惦念。

　　那年清明节期间，我们到重庆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和全委会会议。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的吕雷兄，带着其老父吕坪同志亲手写的红丝带，专程去渣滓洞烈士纪念馆，寻找齐亮、马秀英、马有猷、杨翱、陈诗伯五位烈士的灵位。

　　1948年，吕雷刚刚1岁，吕坪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任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的直接领导是马有猷同志。一日，马有猷的领导、重庆北区书记齐亮突然紧急面见他，告诉他马有猷已经被捕，因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党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双双叛变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处于极度危险中，命他赶紧带领已经暴露的同志撤离。而齐亮为了营救更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留下来继续奔走，最终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于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之前，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爱人马秀英。

　　吕坪抱着襁褓中的吕雷，与一位地下党的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登上了开往长江下游的江轮。途中看到敌人搜捕得紧，果断于宜昌下船，改走陆路，经武汉南下广州，最终平安到达香港。那位扮演母亲的女同志，后来就留在香港，成为吕雷的干妈。吕坪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广东工作，最后在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职位上离休。几十年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吕雷说起齐亮、马秀英和马有猷，每次都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没有齐亮当年的舍身营救，被敌人逮捕和杀害的就会是他，而吕雷也就会成为渣滓洞的另一位“小萝卜头”。

　　在渣滓洞有着密密麻麻烈士名字的墙上，吕雷果然找到了五位烈士的牌位，照片上，他们个个是那么年轻、帅气、阳光、俊美、英姿飒爽，仿佛一招手就能从墙上走下来！可是，他们却都在重庆解放前，被敌人杀害于歌乐山下，那一场疯狂的大屠杀，敌人一共杀死了包括杨虎城将军一家在内的几百位烈士。齐亮烈士在行刑前，从容地跟狱中的每一位难友道“再见”，然后慷慨赴死，最终，尸体被敌人扔进了镪水池中……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吕雷将一大捧鲜花，献在烈士墙下，并告慰守在广州家里等消息的老父老母。那边，行将八十岁的二老也是肝肠寸断，老泪横流……

　　这么悲壮动人的情节，不是小说的编织，而就眼睁睁地发生在面前，不能不令人泪奔心恸！我当即请吕雷写一篇纪实长文，给光明日报的读者们讲一讲当年那活生生的故事，重温一下我们共和国走到今天，是多少齐亮那样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吕雷兄回到广州，马上动笔，很快就发来了饱蘸着血泪的长文。5月21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以《聆听烈士的声音》为大幅标题，整版刊出，同时刊出了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的照片。齐亮烈士儒雅英朗，马秀英烈士秀美漂亮，若他们活到今天，是多么和谐恩爱的一对侣人啊！

　　文章刊出后，先是在报社内部，随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人们都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感动人的主旋律文章了。

　　我记住了吕雷文章中有一句话，“马秀英烈士是作家马识途的堂妹”，因此报纸一出来，第一时间就给马老写了一封信，报告此事的前前后后，并寄去了样报。

　　很快，马老的回信到了。同时，还有他亲自撰写的一篇长文，以及一幅法书“人无信仰，生不如死”。长文中，马老介绍了齐亮和马秀英烈士的不为人知的事迹，还有罗广斌同志带出的烈士们在狱中写给党的《嘱托八条》。看得出来，马老的激动之情力透纸背——他又回到了那提着脑壳干革命的时代了吧？他又看到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双双忙碌于地下党工作的身影了吧？他又听到子弹呼啸着残杀革命同志的嚣叫了吧？他又看到《红岩》中的一幕幕场景，又看到江姐带着同志们一针一线绣红旗的群像了吧……

　　最令我心碎的，是马老还说到，他曾准备对马秀英进行处分，因为她在有机会逃跑时却没行动，甘愿陪着心爱的丈夫齐亮一同赴死。马老认为，马秀英入党后即是党的人了，不能为了个人感情而做无谓的牺牲。而痛心的是，这处分后来是彻底没有了机会！

　　遵照马老的意愿，《文荟副刊》把他的来信、长文和法书，再次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出来，并加了“编者按”（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9月17日第10版）。文章刊出后，我又立即遵照马老的吩咐，将样报寄给吕雷，请他转给老父吕坪同志。当马老得悉吕坪同志和他的夫人夏耘同志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还向吕雷发出邀请，约定借翌年赴京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之机，争取见个面——这老爷子真是雄心壮志，要知道，当时他已是自称“日薄西山”的96岁叟了，但他还自信心满满地准备到北京赴会！

　　尽管当时的邮政快递业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吕坪同志的复信却很快来了，并且也写来了一篇长文，回顾了当年的血雨腥风。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再以大篇幅全文刊出了这篇长文（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11月5日第10版）。半年之内，连续就一个历史事件刊出三篇文章，这在我们《文荟副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那一组文章的分量有多重，当时国内的重要报刊如《新华文摘》等，也都在第一时间予以转载。这亦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可堪铭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曲折坎坷是常态，顽韧不舍永前行

　　在马老和吕雷的文章中，都谈到了《狱中八条》，这是当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总结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在牺牲前共同商定，留给组织和世人的刻骨铭心的血泪忠告，如“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切勿轻视敌人”“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等。

　　今天，时间已悠悠过去了70余年，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狱中八条》，对照当下，仍可谓条条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真正是字字珠玑，金玉良言啊。

　　在马老、吕坪、吕雷的这组文章中，三人还都多次提到一个词“信仰”，还有一个词“党性”。两代人，三位共产党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当年投身革命，不顾掉脑壳也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是为了什么？他们相信，通过他们的奋斗甚至牺牲，中国定能建立起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再也没有人吃人、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

　　吕雷在文章中说：“在时代波澜的阵阵淘洗中，在资本与信念的微妙复杂的博弈中，我们党的队伍中的每个人、包括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还能当个为信仰而勇于献身的强者吗？是信仰淡去，利益坐大，还是信仰依然坚强，头颅依然高昂，依然高高扬起信仰的风帆，穿越资本和市场的惊涛骇浪，直达公平正义的彼岸？”

　　吕坪在文章中说：“烈士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不惜拋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建立了他们以死搏来的新中国。今天，扪心自问，我们还记得他们吗？我们还能够像他们那样以身许国吗？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和理想，究竟还有多少？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当了各种级别的官，不会像过去烈士们那样，搞革命就会坐牢和杀头了。有人在权和钱的面前过不了关；即使我们自己，即使不敢忘记列宁‘忘了过去就等于背叛’的教诲，但在保持革命精神方面，是否有所弱化呢？如果明天需要流血牺牲，我们还能挺身而出吗？执政党长期执政，每个执政党的成员都必须警惕这样一个问题：奋斗精神的弱化！”

　　马老在文章中说：“我们那时普遍的信念就是八个字：‘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我们坚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有胜利的一天，也许自己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然而我们要怀着必死的决心，拼命进行战斗，光明必然到来。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我们便有智慧，因为有牺牲的决心，我们便产生勇气，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便会视死如归，临危不乱，往往可以化险为夷。这就是信仰和党性的力量。”

　　什么叫“不忘初心”——我想，这是最生动的关于共产党员、关于党的事业、关于党史、关于革命理想教育的最赤诚的初心吧！

　　老一辈革命者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

　　2011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饭店。

　　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吕雷手捧大簇鲜花，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识途老人。两代人，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64岁的吕雷给97岁的马老鞠躬，敬礼，献花，代表吕坪和夏耘夫妇全家，向齐亮和马秀英烈士感恩；同时，也代表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后辈来者，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慷慨赴死的全体烈士，向引领我们前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以深深的敬礼！

　　马老当天有点感冒发烧，身体很不舒服，但他老人家还是坚强地挺起胸，端坐在沙发上，接受了我们这些后辈人的问候。他还拿出他的新书《党校笔记》，执意亲自签名，送给吕雷和我。他老人家仍然依照数十年的习惯，称我为“韩小蕙同志”，而非什么“主席”“会长”“委员”等职务。

　　我捧着这部大红色封面的、充满了思考的著作，望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耄耋老者，心里油然升起最强烈的钦佩之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我想的是：若我们是这样一位已经97岁的老人，对自己还能要求什么呢？吃好？喝好？身体舒适？儿孙绕膝？遗产怎么处置？身后事怎么安排？这辈子还有什么福没享受过？还能为自己的名声留下些什么……

　　这当然也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可谴责的。然而眼前这位识革命征途、一心牵挂着党的事业的老马，满脑子里思考的，还是对国事和党史的孜孜研究！

　　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把人生活满97岁，人瑞矣！悲观一些的，更是以为有了今天不一定有明日。而识途马老真是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着他一天又一天，不倦地工作和学习着，一日复一日地前行着。至今日，居然10年又过去了，马老仍然以106岁的旺盛的生命力，生气勃勃地迎来每一个金光灿烂的旭日，送走红云万道的晚霞！

　　这在今天全民族抗击新冠肺炎的大战役中，尤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

　　综观大自然的进化史，是多么严酷艰难的历程，地震、火山、海啸、洪水、雨、雪、风、霜……哪一天哪一日，不是充满了庶几的灭顶之灾？再纵览人类文明史，从类人猿直立行走以来，又有哪一时哪一刻不是摔倒了又爬起来，战胜了坎坎坷坷的羁绊，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世界上没有直路，等待在我们面前的，“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然而，“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这是鲁迅先生在《导师》中告诫我们的。今天我的导师，就是识途马老，愿借他的大“福”字，“福”盖全中国的山川大地！（作者韩小蕙，系光明日报原领衔编辑、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