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福邦：毕生年华，尽付冷门绝学

荣誉和赞美

　　“我们应该积极准备编纂一部《汉语大词典》，这部‘大词典’应该包括古今词汇，尽可能顾到汉语的历史发展。但是由于种种限制，这部‘大词典’还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历史原则编纂。（主要因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尚无显著的成绩，汉语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还不清楚。古代文献未能通解的还不少。许多古书的真伪问题、著者问题、撰作年代问题、文字考订问题，等等，都还需要长期的、细致的研究。清代音韵训诂之学偏重先秦经子，汉魏以下成就不多。唐宋以来语音研究，近年才开始）。”1959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筹备编纂一部历时性的《汉语大词典》，想请声树生做主编，当年12月，丁先生写出《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说要编一部兼顾历史的大词典，但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付诸实施。

　　“6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丁先生还在，他会怎么想？他该是如何的高兴？同时，我们也会想到黄季刚先生、吴承仕先生，他们如果看到《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的编纂成功，又该是怎样的心情？若见到这两部大书，丁先生60年前对汉语研究水平的判断就会不一样。这两部大书，尤其是《古音汇纂》，为下一步的汉语研究提供了多么坚实的基础！这种工作在60年前无法想象，但是在新时期、新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团队，有各方的支持，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10月30日，在武汉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古音汇纂》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以一个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30多年的老同道身份”由衷抒发自己的感想。

　　《古音汇纂》由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前后历时长达22年。1998年，《古音汇纂》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重大集体科研项目立项，国家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03年，《古音汇纂》的姊妹篇《故训汇纂》由商务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利今传世的巨制”，把它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84岁的宗福邦先生看上去安详，平和，淡淡的笑容中隐现着愉悦。揭幕仪式上，一旁79岁的安平秋先生扶着颤颤巍巍的宗福邦走近《古音汇纂》造型书塔，弟子于亭也趋前搀扶。从1985年领衔主编《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35年间，编纂团队中一拨又一拨成员眼看着他从中年到老年，青丝变成华发。

　　人生道路的转折

　　1955年，19岁的宗福邦从家乡广州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原本喜欢文学的他，最大的人生理想是大学毕业能够分到一家文艺刊物去当编辑，或是当个记者。“我真的没想到会留校当教师，更没想到会当汉语教师。”宗福邦的普通话很差，平时课堂讨论，他一般不敢发言，但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一次讨论的时候，因为前面的人都谈得差不多了，宗福邦站起来说“我保（广州方言中“补”“保”同音）充一点”，话音刚落，整个教室哄堂大笑，他脸红得再也不敢往下说了。报考大学时，一心想闯世界的宗福邦未报考家乡的中山大学，初到武大，美丽的校园让他特别兴奋。宗福邦在家乡时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班上同学中也没有广州老乡，刚进武大那会儿，感觉自己“简直像到了国外一样”。他常常在吃过晚饭后，看着太阳在珞珈山对面的洪山慢慢西沉，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无限惆怅。

　　当年，系主任告诉他留校的消息，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唯恐自己无法胜任汉语教师的工作。“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1960年2月，宗福邦被武大安排到北京，参加语言研究所和文改会合办的音韵学讲习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的老师一起学习普通话。就这样从音标和发音一点点学起，宗福邦从此开始了他的汉语教师生涯，也为他日后从事汉语研究，编纂词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但有时候“一件事就改变了你一生的道路”。这既是宗福邦对人生的感叹，也是他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总结。

　　文革的头几年，学校停止招生，教师们无课可上，科研工作更是停滞不前。宗福邦说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十年用来当农民做猪倌，剩下的，都奉献给了大型集体项目。1975年，他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担任编委和武大编写组组长。此项任务源于同年于广州召开的新中国辞书史上著名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汉语大字典》是这次会议上规划编写出版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其中一本。“这也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或许，很多人不愿意做编字典这种寂寞平淡的工作，宗福邦却很高兴，他想把文革10年中浪费的学术生命追补回来，能投入到《汉语大字典》这样代表国家尖端水平的编写工作，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学术上的一次重大机遇。

　　被誉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的《汉语大字典》，其首版由四川、湖北两省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经过10年努力编纂完成，于1990年出齐。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完成先贤遗愿，填补学术空白

　　“至今还记得老理学院翼楼那间简陋破落的大房间，上个世纪70年代的办公家具风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电扇如同虚设，一排排的木质书架上堆满了手抄的卡片，还有斑驳陆离的枣色油漆桌案前后忙忙碌碌的一群衣装朴素的老师。当我说明来意，询问哪一位是宗福邦先生的时候，从书架后面侧出一张和气的脸，继而走出一位蓝色中山装的微胖中年人，手上灰尘扑扑，拿着几张卡片，团面大耳，说话极慢，一字一声腔。那时候宗先生大约五十出头，还是满头黑发。我诧异地问起，这些书架上怎么都是卡片，这十几位老师都在翻检卡片是在做什么。宗先生告诉我，他们在编一本大书，叫做《故训汇纂》，正在按计划花两年的时间，为辑录的六十万张资料卡片做校对和按字目分类的工作。”这是于亭第一次赴汉拜会宗福邦时的情景。1991年，于亭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负笈珞珈山，先是参与编纂《故训汇纂》，1998年开始，与宗福邦、陈世铙两位业师共同主持编纂《古音汇纂》。后来，他承继宗福邦的衣钵，接任武大古籍所所长，现在又担任了武大文学院院长。

　　1983年，国家拨乱反正，发展学术，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宗福邦于同年成为古委会委员，并受命筹建武大古籍所，出任所长。按照古委会当时的规定，每个研究所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拿出有分量的成果。武大古籍所队伍，基本上是武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原班人马。这是古籍所的骨干力量，也是这支队伍的特色。另外，武大中文系是章黄学派的重镇，宗福邦的师辈中有好几位是黄侃（季刚）先生的弟子。武大古籍所自成立起，就与章黄学派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根据这两大特点，宗福邦将整理研究传统语言学典籍作为武大研究所的专业发展方向。

　　当年，黄季刚先生在肯定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的价值的同时，曾指出这部训诂学著作在编纂体例和资料收录方面的不足，建议后人校补《经籍籑诂》，同时指出应编一部《经籍纂音》。《经籍籑诂》搜集唐代以前的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训诂资料，内容丰富，这给他们早年编写《汉语大字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编字典要建立义项。这些义项就是利用这些古书里注释家们对它们所做的注释。这些注释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不单单是《汉语大字典》参照《经籍籑诂》，宗福邦在编写《汉语大字典》过程中参照海内外同类著作时发现，中国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辞典》，也都大量引用《经籍籑诂》中的资料。“我们感觉到《经籍籑诂》非常有价值，对学术研究非常有用，但是《经籍籑诂》没有收录唐以后的字义训释资料。我们体会到季刚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校补《经籍籑诂》。再结合自己的实践，我们深深感觉到，今天的汉语言学研究领域还有一块很大的空白。”

　　这就是编纂《故训汇纂》的由来。武大古籍所根据黄季刚先生的学术构想，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里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关字义训释资料，进行系统完备的收录，编成《故训汇纂》。其篇幅是《经籍籑诂》的三四倍。而时间上，也比宗福邦原计划的10年超出了8年。“这本书将要完工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古籍所往后的发展。该如何选择？我们决定完成季刚先生的另一个构想，他不是说要编《经籍籑音》吗？那是搜集语音资料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编《古音汇纂》，把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极其丰厚的读音资料这笔遗产和字义资料遗产一样的编出来，把这一块空缺补足了。”

　　简言之，《故训汇纂》是历代汉字字义训释资料的总汇，勾勒了两千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的脉络；《古音汇纂》则是历代汉字音读资料的总汇，努力探寻汉字字音发展演变的轨迹。《故训汇纂》在时间上接续《经籍籑诂》，且对唐以前的字义资料进行补充丰富，至少在体例上有章（《经籍籑诂》）可循，而《古音汇纂》则完全是新的开拓。“《古音汇纂》碰到的问题要多得多，因为没有参照，完全靠自己探索，探索里边总会有点小的弯路，发现有问题就大家讨论，提出新的构想，再逐步完善。”宗福邦说。

　　2020年11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古音汇籑》高票当选，荣列其中。

　　遭遇的困难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评价称：《古音汇纂》的完成有赖于宗福邦教授、陈世铙教授、于亭教授带领团队的精诚合作。团队中的主力都是当今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他们不追求个人学术声名自显自贵，而甘于为集体项目和团队合作奉献，一做就是一二十年，为中国的古音研究、为中国的学术事业留下了一部丰碑式的巨著，他们既有奉献精神又有远见卓识，令我敬仰。“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为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放弃了几乎所有个人爱好和趣味，而且他较之一般做事专注的人，也显得特别持久坚韧”。在于亭的眼中，宗福邦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

　　在古籍所团队中渐渐成长的于亭，目睹了导师“萃其全力，直至心力交瘁，年华老去”的过程。和宗福邦一起筹划和主持《古音汇纂》时，于亭还是武大一名年轻的讲师，十多年来，宗福邦一直谆谆告诫他，项目主持人必须要有奉献牺牲精神，不应该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只说不干，一定要吃苦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多。而宗福邦自己也确实在项目工作中自始至终亲力亲为。而与此同时，他还要担任另一个超大项目《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的主编工作。2005年，宗福邦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颈柱高位第一节处骨质畸变造成神经压迫，几近瘫痪。最后，他下定决心去广州动颈椎高位手术，风险巨大，行前，他带上一大摞《古音汇纂》的稿子，计划在手术前后看稿。虽然最后手术顺利，但是他的身体控制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尤其是手抖日益严重，写字对他成了件艰难痛苦的事情。这期间，他一直坚持带博士，审读论文，经他看过的《古音汇纂》初编稿和初审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他哆哆嗦嗦、凌乱不堪的字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七八年，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1986年，宗福邦的同学、商务印书馆编辑赵克勤出差途中路过武汉回母校，得知武大古籍所在编纂《故训汇纂》，于是回京后向单位推荐，将该书纳入商务的出版计划，并很快签订出版合同。90年代前中期，出版物的市场情况不太好，商务调整计划，提出压缩《故训汇纂》的篇幅，将原计划的八百万字减至四百万字。听到这个消息，身为主编的宗福邦一个多月里都睡不着觉，头发白了不少。“为什么睡不着？如果我不减到四百万字，他们就不肯出，如果减到四百万，这本书就毫无价值。因为四百万字跟《经籍籑诂》篇幅差不多，这就意味着必定要删去《经籍籑诂》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而我们新增的资料，也只能部分收录。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说真的是四不像，出版了又有什么价值呢？”最后，几经思忖的宗福邦决定跑一趟北京，亲自找商务的领导商谈。“商务的领导听进去了。他说了一句：就按你们的计划来，不改。这一点我非常感谢”。

　　早期编写《故训汇纂》的时候，客观条件的艰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于亭回忆那时候“不仅要甘于清苦和寂寞，坐遥遥无期的冷板凳，而且往往与个人名利背道而驰，参与的每个人，事业发展和生活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时间长了，人心难免涣散懈怠，时有怨言。宗先生作为主持人，压力巨大，疲惫不堪，但他意志坚定，能善始终”。宗福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团队成员的职称评定和工资收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当时评职称都是要讲个人有多少成果，还必须要在权威刊物发多少文章，我们这些人都把主要精力用在集体项目上。以我为例，从1975年编字典到现在，这40多年，因为主持这些项目，个人的研究完全停下来了。原来计划80年代大字典出版以后，回到系里教我的书，搞自己的研究，写点书。但是接了古籍所的任务以后，我就必须把古籍所带出来，就必须上重大项目，好好完成它，争取成为这个学术领域新的尖端成果。这样武大古籍所才可能有自己的学术地位。”

　　宗福邦的很多同伴也是如此。宗福邦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带队伍的任务越来越艰难，大家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作为主编，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保证你底下人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无奈之下，宗福邦找到校领导，最终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队伍渐渐恢复稳定。2003年《故训汇纂》出版，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被誉为“百年学术精品”。武大也将这本书作为学校的代表性成果，凡有外宾来访或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时，都作为礼物赠送来宾。“但是那段路走过来，我们也付了代价。我好几个同辈朋友到退休时只评上了提退教授，还有几个连提退教授都没当上，副教授时就退休了。到今天我一直都感到有愧，我总感到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好，对不起大家。”

　　“他一生从事音韵学术，绍继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也继承清儒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考据学风，敦兹实学，谢彼虚谈。他年青时代，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中国语文》，1964）和二十年后《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一辑，1984），奠定了在汉语入声性质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地位。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十年用来当农民做猪倌了，剩下的，都奉献给了大型集体项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话题，要么不能做，要么只能让路，一放再放。”总结导师一生学行，于亭认为宗福邦身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奉献”。

　　“白首丹铅自具光华。”弟子于亭概括宗福邦的这句话，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中华读书报 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