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良知

良知，从词语解释角度，一曰天赋的道德观念；二曰好友、知己。到了明代，“致良知”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和精髓，对后世影响巨大，直至今天。

不过，本文意在阐述的良知，不是分析哲学问题，主要基于日常大家所理解的良知所指向的道德评价，谈谈法官应有的良知及对其职业要求。

法官要恪守良知。按儒家学说，良知是人生来固有的，是人天然具有的道德观念和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凭普通常人的认知，生而为人，对人对物均有自己的判断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是幼儿。按通常理解，道德观念、判断能力，有善恶、有对错、有好坏、有高低，良知显然是指向善、对、好、高。既然人人生而有良知，似乎不需要再进一步要求法官要心存良知、恪守良知。其实不然。理论上讲，与生俱来的良知本身并不随人自身的成长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形形色色的观念和现实一定会触及乃至侵蚀到天赋的良知，妨碍良知引导人们作出正确选择这一重要作用的发挥。法官作为判断是非的职业，良知一旦被遮掩，是非判断必然会出现偏差，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

法官要修炼良知。即致良知。良知固然天赋于人的内心，但需要挖掘和修炼。作为法官，职业性质决定了会更多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所谓“负能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法官忽视了发掘和发挥自身良知的作用，以消极和灰色乃至暗黑的心态对待办理的案件和当事人、诉讼参与人，良知的光芒就无法照进法官的内心，不可避免会在挑战和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对于致良知，阳明先生讲“知善知恶是良知”。如果法官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维护公平正义便失去了存在的母体和根基。阳明先生还讲：格物致知。个人认为，有些高深玄妙的感觉，且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身为法官，无需在此作过多探讨，只是从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符合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合格法官的角度，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发自内心的是非善恶观。这种观念是与广泛的、大众的观念是一致的。极个别情况下，才会在法律的框架内作出不同于普通公众的判断，并发自内心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仰。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于法官是万万不可的。二是不断学习。至少对阳明先生的学说有一定了解，并认识到该学说在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及对促进法官职业道德提升的积极作用。三是相互督促。法官、检察官、律师是公认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还有法学学术界人士，相互间的批评，业界内的交流和沟通，更容易触及本质、实质和法官的内心。四是用于实践。即把致良知融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主要是工作实践。

法官要践行良知。之于法官，践行良知，即在办案过程中体现自身的良知，让自己的审理、裁判以及工作中的各类言行均符合良知的规范和要求，以期实现良知的价值。我们知道，阳明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圣人”，致良知不仅是他的核心学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提出“知行合一”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践行了“知行合一”，立下不朽功业。人民法官的“立功”，自然体现在办案上。当法官把良知的作用淋漓尽致的发挥于案件办理、展现在裁判进程和结果之中的时候，公平正义的实现便不会那么复杂和沉重。法官们常常自谦是“法匠”、法律职业“打工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法院工作报告中经常指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机械司法、就按办案。记得有种说法，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也是别人的人生。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好每一起民生案件，可以说与法官要在办案中践行良知是完全一致的。知易行难，尽管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法官们当思考的是，在那个时代，做到知行合一，阳明先生的处境会比今天的法官更容易吗。当然，法官们会说，所以他才被称为“圣人”。法官们虽难以成“圣”，尽力效仿则是应该的。特别是涉及道德、情感因素较为浓厚、复杂的案件，对法官能否秉持良知作出符合公平正义标准、又不脱离立法本意的判断，是一场极为苛刻甚至身心折磨的严峻考验。（作者：刘振厚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 ）